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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老人打官司争房产 继子女称母亲早有遗嘱

作者:上海房产律师 发布于:2017/2/8 12:18:12 点击量:

日本老人打官司争房产 继子女称母亲早有遗嘱

法院认定《遗言书》非遗嘱 房产应均分

九旬日本老人山田雄一为得到妻子遗下的本市房屋继承权,与分别在中国、中国香港及日本的三名继子女对簿公堂。三名继子女中的大儿子、三女儿以母亲有遗嘱为由,强调继父无权继承房产。

  日前,静安区法院对这起跨国遗产纠纷案作出了判决。

  日本继父跨国打官司

  关于这起纠纷的起源,要从山田雄一与妻子的婚姻说起。1966年4月下旬,41岁的山田雄一与雅子(原名周某,婚后改名)在日本登记结婚,这对再婚夫妇婚后没有生育子女,但雅子有过三个子女。

  之后,从日本回上海探亲的雅子看中了一套房子,并于1991年2月中旬购买了本市江宁路的一处房屋,方便日后在上海与日本两边居住,颐养天年。

  2014年1月27日,雅子因病去世。料理完妻子的后事,山田雄一与三名继子女协商分割雅子名下房屋遗产时,产生了意见分歧。居住在上海的大儿子及拥有日本国籍的三女儿称,山田雄一与雅子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,他对雅子名下的房产没有继承权。他们提出,早在2006年,母亲就与山田雄一约定有《遗言书》,涉案房屋归雅子一人所有,待雅子百年以后该房屋由子女三人继承。

  远在日本的山田雄一聘请了中国律师,将三名继子女告上静安区法院,请求法院依法分割涉案房屋产权份额,并提供日本政府的婚姻认可证明及日本户籍档案材料。居住香港的被告二女儿,出具书面材料同意继父山田雄一的意见。

  房屋归属早有“遗嘱”

  在法庭上,被告大儿子及三女儿声称,雅子与山田雄一结婚前,并没有与前一任丈夫解除婚姻关系,所以山田雄一与雅子的婚姻属无效。同时,他们出示了一份用日语写成的《遗言书》,该份遗嘱人为雅子,见证人为山田雄一、董某、魏某。《遗言书》 主要内容是确认雅子于2006年5月10日起作为系争房屋的所有权人; 雅子死亡后,该系争房屋所有权变更为大儿子、二女儿及三女儿按同等份额共有; 三名子女共有系争房屋的产权,屋内家具、用品,绝对不得向他人出售、转让或出租等。

  被告大儿子及三女儿称,母亲不会用日语写字,这份《遗言书》 从字体看像是继父山田雄一所写。

  见证人董某到庭作证,他称自己与雅子是多年好朋友。10多年前,雅子请他在系争房屋内为《遗言书》 见证。当时雅子与山田雄一都在场,《遗言书》 内容已经写好,但是究竟是谁执笔写的,他并不清楚。

  山田雄一否认《遗言书》 是自己替雅子写的,同时他也提交了魏某的书面情况说明,魏某证明自己曾作为见证人在雅子的《遗言书》 上签名,但因时隔10年之久,对《遗言书》 的内容已不记得了。

  遗言谁代书证人不知晓

  庭审中,原被告双方对《遗言书》 的制作人是谁,雅子与山田雄一的署名是否为本人签署,均达不成一致意见。经申请鉴定,《遗言书》 上的山田雄一签名为其本人所写。

  被告大儿子、三女儿表示,《遗言书》有两层含义,一是雅子在世时,她本人对该房屋拥有权属的约定,即归雅子一人所有;二是在雅子百年之后,涉案房屋即归被告三人按份共有。

  一审判决房产四人平分

  静安区法院审理后认为,山田雄一与雅子的人身关系应适用日本国法律,两者身份关系已经日本政府认可,大儿子及三女儿所主张辩称提供的证据,不足以证明山田雄一与雅子的婚姻无效。

  根据《遗言书》 上的山田雄一签名,结合证人董某的证言可以证实,《遗言书》 的内容是雅子真实意思表示。因此法院认定《遗言书》 的内容是山田雄一与雅子对系争房屋权属的约定。

  结合系争房屋仅仅登记在雅子一人名下等事实,法院确认系争房屋属雅子一人的财产,作为雅子的遗产处理。鉴于雅子对该房屋没有留有效的遗嘱,应按照法定继承作分配。

  因此,法院一审判决,系争房屋由山田雄一及三名继子女各继承四分之一权属。

  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  法官说法

  《遗言书》不规范不属遗嘱

  通过本案证据可以发现,第一,涉案《遗言书》 不是雅子本人执笔自书,所以不能构成法律上的自书遗嘱构成要件。从 《遗言书》 形成要件上分析,也不能构成法律上的代书遗嘱。

 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,由其中一人代书,注明年、月、日,并由代书人,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共同签名。但是,本案中 《遗言书》 的代书人不明确,大儿子及三女儿虽认为字体像山田雄一所写,可在山田雄一不予确认的情况下,被告大儿子及三女儿未对此申请鉴定,无法认定就是山田雄一所书写。即便是山田雄一所书写,因山田雄一与遗产存在利害关系,其作为雅子代书遗嘱的代书人也会使代书遗嘱归于无效。

  第二,涉案 《遗言书》 作为代书遗嘱在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情况下,若符合日本法规定的有效代书遗嘱的构成要件,法院也可认定该 《遗言书》 有效。审理中法院多次释明,被告大儿子及三女儿都没有提出 《遗言书》 符合日本法规定的有效代书遗嘱主张,也没有提供相应的新证据佐证。据此,法院作出上述判决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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